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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第一季文案整理:石鼓

【三】石鼓

——梁家辉/原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主任梁金生/部分故宫博物院员工

我是梁家辉,1982年的时候我来故宫拍《垂帘听政》,每天我都骑自行车从西苑出发一直到故宫,那时候几乎没有游客,所以每一个角落我都跑遍了。我记得有一次拍戏的时候,我穿着戏装一身龙袍,跑到太和殿外面的城楼上,发现月亮很大,回头一看,就看到整个故宫的一个剪影,我那个时候就想,以前的皇帝会不会在这个角落看自己的家。我跟故宫还是蛮有渊源的。

有十块命最硬的石头,因形似鼓而得名石鼓。石鼓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上面是由大篆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文字共718个,因为刻在石鼓上,所以被称为“石鼓文”,是汉字演进历史过程的活化石。即使到今天,它经历了2300多年的风雨剥蚀,718个神奇文字仅存327个,但是石鼓仍然能够跻身在民间推举的中国九大镇国之宝的行列。我觉得看一个民族有多伟大,就得看他的文字,很多国家的文字都已经灭亡了,但是汉字的生命力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我们每天都使用文字,不会觉得有多伟大,可是中国方言那么多,如果没有文字,该怎么交流。人在它们面前真的很渺小,但是为了它,人又可以是非常的伟大。

[前世传奇]

唐朝时期,石鼓横空出世,自安史之乱起,便开始了逢战乱及丢失的坎坷之路,幸运的是几乎历朝历代的文人名士,都竭尽全力地寻找石鼓。其中就包括司马光和他的父亲。司马光是文学家、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史学家,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正是由他编纂。而他的父亲司马池也是一代名士。

“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到渡头。”这是我父亲的诗。自我决定要编纂通史,挚友同仁皆为我忧心,我明白,他们也许以为我埋头修史书,是为了躲避落寞的仕途。其实自我幼年在父亲左右,就见他不惜前途尽毁,也要保十面石鼓,保千年文脉,以正史观。

我们华夏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天差地别,但是依然可以交流,就是因为我们书同文。如果没有汉字,连沟通都是问题,这石鼓上的文字可能就是最原始的文字。很多人都说,我们华夏民族没有信仰,可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自己的文字和历史,如果连这点信仰都糊涂,那我们何以为人呢。

父亲,今天是你的忌日,你心心念念的乍原石鼓早已重现人间,不过,已经被屠夫当成是磨刀石了。现在十面石鼓被供于凤翔孔庙,只可惜,上面的文字依然未被破解。但儿子相信,总有一天,后人能参透石鼓上的奥秘。父亲,你说文字是咱们的根,它能记录历史,让后人有迹可循。儿子想把父亲的教诲传承下去,用毕生精力编纂一部通史,总结历史的得失,惠及当世君王。可是父亲,石鼓出现于盛世,消失于乱世,尽管今天齐聚于孔庙,但以大宋今日的政局,石鼓以后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1127年,靖康耻,金人掠走石鼓又弃之荒野,石鼓再度遗失。1300年,元代虞集再度集齐石鼓迁至文庙,此后再未遗失。

[今生故事]

故宫博物院在众多国宝级的文物中把石鼓奉为国宝中的国宝,它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平常我们说有文字的比没有文字的文物更重要,而在这些石鼓上面,可以看到那么多的内容和这么美好的书法艺术,所以它被称为“石刻之祖”。关于石鼓的研究现在还有很多人,但是也有很多未破解的地方,既然是迷,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它、研究它。石鼓既承载了中华的文字,同时又是中华书法艺术之祖。那么从文字研究到书法研究再到石刻艺术研究,它都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故宫博物院在明年要建一座石鼓馆,把这些石鼓的故事讲得更好。真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使我们中华文明得到更好的解读和呈现。

虽然我是香港土生土长,但是我依然能够理解一千年前,身在陕西的司马池和司马光父子,为什么一定要找到真的石鼓的决心。就因为这石鼓上留下来的是祖宗留给后世子孙的汉字。香港和陕西距离很远,陕西话和粤语的差别也很大,但是我们能够彼此理解,彼此认知,就是因为汉字,是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人的根,是它把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紧紧连接在一起。我自己也有小孩,我的小孩生长在一个多种语言的地方,可能他们说英语的时间比说粤语或者是普通话的时间还要多,更不要说使用汉字。我很担心,他们会忘掉我们的文字,忘掉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以身作则,也希望他们能将这种意识给下一代。

这十块石头有一个很奇怪的定律,每逢一到战乱,它就会丢失,比如说安史之乱,李唐的灭亡,靖康之乱,但是有一群人,打破了这个定律。1931年,日军侵华,东三省沦陷,战火很快就蔓延到北平。那个时候,故宫博物院刚刚成立了六年,上百万件的国宝面临着被洗劫的危机。那时候的故宫人做了一个巨大的决定,他们要冒险将一万三千箱的国宝南迁。石鼓就是其中之一,被护送着走遍了半个中国以上。抗战胜利以后石鼓被运回北京,毫发无损。

我叫梁金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多年。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和我的父亲都是先后就职于清宫和故宫博物院,我祖父和我父亲他们参加了古物的南迁,当时的石鼓是我爷爷他们负责押运。1950年的时候,我父亲他们又负责把这批石鼓和其他的一些文物陆陆续续都运回了北京。我们兄弟五人都是在跟南迁相关的地方出生的,古物东归到了南京,我出生了,取金陵之意。这后半辈子我想完全交给故宫,只要他们用我,我就不遗余力地奉献我自己的力量。

做出国宝南迁的决定,当时故宫人的考虑是国家国破山河在,敌人入侵进来,我们可以打出去,保护我们的国家,但是文物如果遭毁,文脉就断了,文化就丢了,所以一定要把文物南迁。1933年,故宫的上一辈职工们就押运着文物开始了南迁。这一路的文物南迁,历时十六年,辗转上万里,途经大半个中国,经历了轰炸、流寇、车祸、火灾,但是上百万件的文物无一丢失。它创造了二次大战史上文物保护的奇迹。

1949年,这些故宫的古物要运到台湾,其中有我爷爷守护的那批文物,临走时把我奶奶、我叔叔和我哥哥一起带走了。故宫的文物从南迁开始都是在移动的,所以那时候去台湾也认为和以前的转移是一样的,没有想到后来这一家人就再也见不到面了,没有通信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得知祖父已经去世了,到可以两岸流动的时候,我哥哥回来了。

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虽然台湾和我们只隔着一道海峡,但是那个时候想回家是真不容易。所以这种乡愁也是多少从大陆过去的故宫人的遗憾。可是就算是如此,他们的心也都一直守着这个国家,守着故宫,这是他们做了一辈子的事情。

用七年的时间,清点故宫186万余件文物,我不觉得枯燥,反而觉得很有趣味。通过对文物的核对,我可以跟已经流失了的时间对话,跟它们对话来找出这件文物的真实的情况,这也是对以前故宫人恪尽职守精神的继承,否则对不起他们。他们冒死押运保护这些文物,交到我们手里,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保护它。

这就是传承,传承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大,但其实就是靠一个个人、一对对父子、一个个家庭,用身体力行去做出来的。就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在今天的故宫继续看到石鼓,看到那么多的国家宝藏,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化生生不息。

“巍巍故宫,竦峙苍穹。雕梁画栋,巧及人工。文华武英,太和乾清。体象天地,寔丽且宏。谁其守之,惟吾队士;谁其护之,惟吾队士!”——《故宫守护队队歌》

守护石鼓,守护历史,守护中华文脉。

梁家辉先生生在香港,梁金生先生的家庭也分于海峡两岸,但因为石鼓,我们相聚在北京。我们有着同样的文字信仰,流着同样的华夏血脉。所以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它的名字叫中国。感谢各位的忠诚守护,国宝必将在你们的守护下熠熠生辉,谢谢各位。


故宫博物院这三件文物,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了华夏文明的宏大叙事。

石鼓承载着自先秦时期所奠定的文化内涵,刚健、秩序、进取,用最早的石刻文字,记录着我们文明的博大。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则将华夏山河的宏伟囊括于画卷中,以巅峰水准的艺术作品诉说了对宏伟壮丽家国天下的情怀与眷恋。

各种釉彩大瓶是对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提炼与整合,充分表达了一个古代中国综合实力最辉煌的时刻,表达了数千年文化的积淀下对自身物质文明的自信。

三件国宝,站在五千年优秀文化的坚实基础上,分别从文化、艺术与物质的角度展现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所铸大国梦想的历程。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才愈发坚信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将继续创造和延续伟大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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